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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史诗级变迁正在发生北方经济出现三大悬念

发布日期:2019-11-13 23:03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崛起与失落,重构与新生,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正在上演一场经济版图的史诗级变迁。

  人在犹豫去留,钱在寻找出路,每一个微小的选择汇聚起来,会成为改写区域格局的洪流。

  闯关东的热情,早化成了燃烧后的历史灰烬,共和国长子大东北成为了今日中国最失落的“铁锈带”。

  西北的高光时刻,更是涣散在历史长河之中,这片土地无比渴望回归大唐盛世的辉煌,但又深知前路艰难。

  最有希望的华北,近年来沉浸在棚改席卷而起的浪潮中,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却踟蹰不前,恰在此时,龙头北京突然不再提“发展首都经济”。

 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,我们更加有必要审视中国的微观镜像,重新梳理和推演区域经济的演变路径。或许只有这样,才能更好的“以启山林”,直面挑战。

  年初智谷趋势曾选用36个主要中心城市的GDP数据作出对比,发现东部阵营的GDP占比与西部阵营的差距从2006年26个百分点收缩至2018年的16个百分点,反观南北,两者之间的差距,已经从入世之初的12个百分点扩大到了18个百分点,南方全面碾压北方。即便同是西部,西南的表现强过西北,同是东部,东南就吊打东北。

  31省市三季度GDP排位出现了非常值得关注的变化——安徽反超北京,贵州碾压黑吉,福建与河北、广西与内蒙古、云南与山西的战况胶着。

  安徽出现了本世纪以来的最大变化。其实从2017年开始,安徽前三季度GDP已经实现对北京的赶超,但是北京的盘子更大,因此年末排位还是在安徽前面,安徽所能做的就是努力缩小与北京的差距。现在,回报来了——如果四季度安徽能继续保持领先北京1.5个百分点的增速差距,2019年安徽极有可能超过北京。上一次安徽年度GDP超过北京,还是在1999年。这一次,除了安徽强省会战略的成功,实际也有北京本身淡化经济色彩的原因。

  西南的增速吊打西北,华南的福建增速强劲,极大可能在后年赶超华北的河北,而南方最落后的贵州,经济总量反超东北二虎黑龙江、吉林。

  财经公众号“三土城市笔记”提出:“这一轮起始于2015年的南方省份对于北方省份的经济绝杀,将以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福建等“南方四小龙”在经济总量上全部超越作为“北方三哥”的河北,后者的排名从第6一路下滑至第10而宣告大获全胜。”

  只有河南,成为了北方省市里为数不多的亮点。其经济增量(3518.24亿元)反超浙江(3402.9亿元),证明了河南做大做强省会的战略成效。郑州的GDP增速取得了7.2%的成绩,增速超过了浙江的双子城杭州和宁波,这两个城市的增速分别为6.7%和6.5%。但郑州未尝是高枕无忧的,一个龙头产业命系富士康一家、靠大拆大建拉动经济的城市,风险之高不言而喻,在中部崛起的龙头之争中,更是极难超越汽车装备制造业、电子信息制造业量质更优的武汉。

  除了地理因素、天气原因掣肘了北方的发展,南北差距也和国家的转型道路、政策选择有莫大的联系。

  历史上的北方,做出了不可抹去的巨大贡献。计划经济初期,中国选择走重工业道路,北方城市根正苗红,承接了诸多重点项目。东北为共和国打造钢铁躯干,西北守住边疆的咽喉,山西则源源不断地为全国输送黑色血液,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半边天。

  改革开放后,中国的视野变得前所未有地广阔。南方的步子迈得最大,民营经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江苏有苏南模式,广东有深圳模式,浙江有温州模式。而成都、重庆、武汉、合肥等内陆地区,也借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,借着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的跳板,与全球经济发生关联。

  如今新旧动能转换,北方地区国有经济占比较大,经济发展就显得有点步履缓慢了。

  在2007年到2012年之间,南北省份的差距其实一直维持在0.5个百分点以内。而从2013年开始,就出现了南强北弱、南快北慢的新趋势,到2016年南方GDP已经超过北方2个百分点。也就是说,南北差距其实只是在近五年才拉开。

  2008年之后开启的四万亿投资计划,到2013年的刺激效果已经式微,而一直以来依靠投资拉动、国企改革缓慢、民营经济又较弱的北方也逐渐出现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。

  2013年,中国经济进入“新常态”,产能过剩问题严重,大宗商品出现了一轮超预期的持续性下跌。从2012年到2016年期间,中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(PPI)连续6年走低,其中2013年到2016年期间,黑色金属、煤炭、石油等出厂价下跌均超过30%。

  而大宗商品的生产恰恰都分布在北方。有研究指出,如果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跌50%,可以拉低被北方GDP总量0.4个百分点,同时拉低工业利润,对后期工业扩大投资带来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,因此,从2014年之后北方的投资增速也进一步和南方拉开差距。北方不是因为资源丰富才面临资源诅咒,而是北方过度依赖资源,导致经济缺乏韧性,在原材料大跌时抵抗力太低。

  另一方面,南方却受益于上一轮大宗商品的大跌,南方有92%的原油依赖外购,油价下跌反而使南方为此年均节约近2700亿美元的能源成本,对处于转型中的南方制造业来说,无疑是雪中送炭。

  到了2015年,中央决定要进行供给侧改革,淘汰市场上的落后产能。这个思维是对的,能够加快推动北方的经济转型,但执行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,用环保政策等行政手段清出大量的民营中小企业,最后终于拉高了原材料价格,利好了上游的巨头,但终端议价能力高,导致产业链中游企业的利润被两头压缩。

  这种调节手段,不是运用市场,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悖论:本来是想让北方转型,结果反而加重了这里的行政干预色彩,对市场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,北方经济失速的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。

  北京,虹吸了全国资源的中国首都,一度想要在经济上与上海形成抗衡的局面,经历40年不懈奋斗,北京的经济规模也大有赶超上海的势头。1980年,北京GDP仅相当于上海的44.6%,到了2018年,这个数值已经攀升到了92.78%,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。

  但就在这个关头上,北京突然打算不追了,它开始剥离经济色彩,强化首都功能。

  去年北京发生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疏散运动:停办农民工子弟学校,腾退批发市场,以每天几千个足球场面积的速度拆除违建,给予货币补偿让直管公房退租,京津冀地区医保通用以鼓励北京居民到外地养老……这一场非首都功能疏解,不分阶层,不分等级。整治“拆墙打洞”清理的是外来人口,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疏解的是公务员,规划雄安新区迁 移的是各类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。

  关于北京更具体的分析,可以看看我的老朋友旺角黄局长写的北京系列文章,比如其中一篇已经找不到了,叫《北京离上海越来越远,离中央越来越近》,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出版成书。

  这些事情的背后,是北京的定位发生了变化。北京打算做全国政治中心、文化中心、国际交往中心、科技创新中心,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再也没有提“发展首都经济”,更加没有说要成为“经济中心”。

  这场义无反顾的腾退运动,是北京打算治理大城市病,让它不再受贫民窟、城市拥堵等问题的困扰。这是一个离市场越来越远,离权力中枢越来越近的北京,所以,经济增长也必然要做出牺牲。

  以后,北京的GDP排位不断下滑,也是必然趋势,而这里可能也会成为中国唯一一个不用考核GDP的城市。

  北京是可以任性撒撒娇的,比如出现财政压力时,可以公开喊穷,但北方的其他城市却不一样,所以,北方经济的火车头以后会在哪?这是一个悬念。

  北京和上海、深圳、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的不同,除了权力等级,还有一点就是经济的辐射能力。长三角、珠三角城市群都能够形成一体化格局,一荣俱荣,而京津冀却出现了著名的“环北京贫困带”,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要解决的问题。

  我们看看这是三大城市群的NASA 2016年夜晚灯光图,这是反映城市群协同发展情况的最好情报。

  我们再看其他北方城市,在前三季度中排名前20中的北方城市还有天津、青岛、郑州、济南。

  在过去十年,天津得到了政策的倾斜,整个滨海新区,有近百家央企,对政策带来的投资、对国企的依赖很大。但过于依赖政策的地区,经济周期也会受到政治周期的影响。现在的天津已经告别了上一轮政治周期里的大利好,国家战略重心转移,有长三角,有粤港澳,有雄安,还有中部的强省会,天津的竞争对手一下子增多了。

  天津抢人这件事,多少还是能看出天津的紧迫感,但远远不够,天津亟待激活民间实体的活力。如果未来还出现央企分流到雄安的局面,天津的GDP排位会被进一步挑战。而直辖市的地位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天津改革的动力,因为不敢试错。

  济南吞并莱芜,是山东强省会的第一步,但不管是青岛还是济南,可以说整个山东最大的问题是行政主导了这里的经济,地方的政治生态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培育。民间调侃,山东什么产业链最牛呢?造官产业链,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来自山东,可能在山东,哪个县在上面没几个人。这是山东的优势,能给山东带来资源、计划的倾斜,带来资金、项目。

  但权力是一把双刃剑,政治优势也会成为山东经济的绊脚石,导致这里过度依赖政策、依赖计划,忽视对市场的培育。山东年轻人热衷当公务员,从中也可以一窥这里的社会风气。这不是山东的错,应该说,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,做事之前,牵桥搭线很重要。所以,这何尝不是山东的另一种“资源诅咒”呢,只不过它不是矿产资源,而是行政资源。

  其实山东的领导同志是看得很清楚的,比如山东省政府网站上发表的那篇精彩的自揭短板文章:《山东究竟该向南方学习什么?——潍坊市委书记南方考察归来的“发展之问”》。山东的危机感还不够强,新旧动能转换的口号喊得很响,但怎么落实,怎么推动,要继续观察。

  这一年,雄安新区“千年大计”横空出世,中央大手笔投资,定位比肩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,北方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兴奋了。

  这一年,高层在视察山东时首次提及“南北差距”,“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,就是走势分化的情况从‘东西差距’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‘南北差距’。”

  也是这一年,《北京城市总体规划(2016年-2035年)》正式出台,北京定位发生大变。

  中央意识到了南北差距,但在北京定位大调整是必然之事,如果北方其他城市迟迟难以打破利益旧格局,那么北方经济的破局者就应该交给后来者——雄安。

  雄安是一张白纸,一块国家试验田,将来要怎么搞,要怎么颠覆游戏规则,开创出一个什么样的新局面,给周边其他城市制造多大的危机感和机遇,是一个必须高度关注的大悬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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